什么是哲学

2018-06-28 08:51
［俄］列克托尔斯基（Лекторский В.А.）
张百春　译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哲学关注永恒。无论哲学里有多少永恒的问题，“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肯定是其中的一个，而且它最能体现哲学自身的特色。与这个问题相关，本文涉及的问题还有：哲学有什么用？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哲学终结了吗？作者认为，哲学是统一的，它始终是同一个东西，这种统一性表现在哲学的主要问题基本上是不变的，哲学始终在研究这些基本的、古老的问题，但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处境里，它们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所有这些古老的哲学基本问题都与人和世界的相互关系有关，它们总是以新的形式出现。因此，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也是一门年轻的学科。
［关键词］哲学；世界；科学；意识；知识
［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8)05-0165-10
       哲学的历史已经有两千多年了。在很多国家，有很多人都在研究哲学，过去在研究，现在还在研究。按理说，他们应该知道，什么是哲学。然而，这却依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就是哲学的特点。如果一个人研究物理学，那么他不会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是物理学。一个研究数学的人，也不会问什么是数学。因为对他们而言，这都是显而易见的。那些研究哲学的人，却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什么是哲学？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将来必然还会如此。
       “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与这样一些问题有关：哲学有什么用？为什么需要哲学？哲学需不需要发展？现在是否要延续一百、两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前的哲学发展的线路？几年前，在欧洲哲学界有一批哲学家提出一个观点，而且非常流行。按照这个观点，哲学很早就产生了，是在两千年以前产生的，那是在科学产生之前。但是，现在不同了。科学一旦产生，便获得非常迅速的发展。科学回答了人类所关注的几乎所有问题。那么，今天的科学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哲学还有什么用？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其结论就是：哲学终结了。
       “哲学终结了”，这个结论在欧洲哲学界曾经非常流行。支持的人认为，哲学产生的时候所提出的问题后来都被具体科学回答了，比如数学、物理学、逻辑学、生理学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要提出一个问题，哲学还有什么用？比如，以前哲学家们讨论如何正确思考、正确讨论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已经由逻辑学来研究，比如数理逻辑、形式逻辑。以前哲学家们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意识，什么是心理活动。今天，有专门的科学在研究这些问题，比如生理学和心理学。这些科学在以前是没有的，但是，它们现在出现了。因此，所有这些曾经是哲学要探讨的问题都离开了哲学，由专门科学来研究。
       然而，还有另外一些问题，它们是各门具体科学都不研究的，只有哲学才研究这些问题。当今的各门具体科学之所以不研究它们，是因为对具体科学而言，这些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意义。比如，问一张桌子是什么颜色，这是个有意义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回答它，具体地说出这张桌子是什么颜色。但是，如果问风是什么颜色的？这个问题就没有意义，因为风没有颜色。或者问，这张桌子的尺寸如何，长、宽和高是多少，这是个有意义的问题。但是，如果问我的心情的尺寸如何，这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有些哲学家就认为，以前哲学研究的一系列问题，其实都是些没有意义的问题，无法对它们作出确定的回答，因为问题自身没有意义。比如说什么是物质，似乎就是这样的问题。因为存在着个别的东西、物品，它们是物质的，但是，物质自身是不存在的，是不能单独存在的。
       “哲学终结”的观点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欧和美国都非常流行。但是，这一观点在今天已经不太受欢迎。尽管如此，在哲学圈里还有些哲学家，他们坚持认为哲学终结了。比如，现在，在文化里出现一个新情况，即所谓的后哲学（постфилософия），或者哲学之后（после философии）。目前，坚持哲学终结的观点的哲学家依然存在，但是数量不多。绝大多数研究哲学的人都认为，哲学是存在的，也是需要的。但是，什么是哲学？就这个问题存在很多不同的意见。
       哲学应该干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有三种观点。有一种观点在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哲学家中间非常流行，认为哲学就应该分析语言。哲学的对象不是世界，不是世界中的事件，也不是意识，而是语言，就是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尽管他们所理解的语言跟语言学家们所理解的语言不太一样，但是，它们之间毕竟有相近之处。第二种观点认为，哲学就应该分析意识。哲学家不是心理学家，他们不研究具体的意识事件和意识现象，但是，他们研究意识的深层结构。第三类观点认为，哲学应该研究科学知识的基础。每一门科学，每一个理论，都会有一些前提、基本观念，这些就应该是哲学家研究的对象。
       以上这些观点各有不同。坚持不同观点的人认为，只有自己研究的哲学才是哲学，另外的两类研究都不是哲学。比如英美哲学家，他们大部分都是分析语言的哲学家，在他们看来，在欧洲，如德国、法国，哲学家们研究的是意识问题，而不是语言问题。因此，在分析哲学家看来，欧洲哲学家们研究的根本不是哲学应该研究的问题。研究意识问题的哲学家们则认为，那些研究语言问题的人不是在搞哲学，而是在研究类似语言学的问题，所以，拒绝承认他们的哲学家的权利。
什么东西可以归于哲学，什么东西不能归于哲学，这个问题依赖于如何理解哲学。在这里，应该看看哲学史，考察一下在哲学史上，什么东西被归于真正的哲学，什么东西是偶然进入到哲学家视野的。
       如果坚持对哲学的狭义理解，就会走向极端。刚才已经提到，从那些研究语言的哲学家的观点看，与意识问题研究相关的欧洲哲学就不是哲学。根据研究语言问题或研究意识问题的哲学家们的立场，十月革命之前的俄罗斯哲学都不完全是哲学，因为它与宗教联系太密切，是一种宗教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如此，因为它与意识形态相关，因此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完全是哲学。还有一些人声明，哲学这个词是在古希腊出现的，所有哲学的基本问题在当时都已经存在，都被希腊人提出来了。因此，其文化没有受到希腊直接影响的地区，在涉及其中是否有哲学的问题时，就是有争议的。比如说，从这个观点看，阿拉伯的哲学、印度的哲学和中国的哲学，都不符合对哲学的这种狭义理解。因此，如果坚持这个观点的话，最后会走向极端。比如在美国的个别大学里有一批哲学家，共同研究和探讨一些问题。他们就认为，只有在自己的大学里研究的才是哲学，在其他大学里研究的都不是哲学。
       我们认为，哲学是统一的。在一定意义上，它始终是同一个东西。无论是在两千年以前，还是在今天，那些原则上属于哲学的问题是一样的。因此，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里所探讨的哲学问题，在一般的形式上是同样一些问题。但是，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不同的。这就是哲学里的永恒问题。与此同时，它们也是历史性的问题。这些问题自身是一样的，但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处境下，它们可以发生改变。
       各个时代所谈论的永恒哲学问题，如同它们在产生的时候一样，都与一个重要的问题有关，就是尝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人与世界的关系。这是哲学的核心问题。人是世界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他与世界是对立的。这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它以前存在，现在存在，以后也会存在下去。与两千年之前相比，这个问题在今天变得更加尖锐了。只要从事哲学研究，就无法回避它。只要人存在，这个问题总会存在，人们总会谈论它。就是说，问题是一个，但是，它每次都按照新的方式被提出来。
       什么是世界？世界就是在我之外，与我相对的东西，我在其中，我可以改变世界，世界也以一定的方式改变我。回答“什么是世界”这个问题，就等于回答：什么是真正存在的东西？什么东西只是看上去是存在的？的确，有的东西是实际存在的，有的东西只是在感觉上存在，看上去存在，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需要在它们之间作出区分。实际上，在哲学产生的一开始，哲学家们就在讨论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在讨论。一个非常浅显的例子是：我面前有个杯子，里面是水。我把一只小勺放进去，你会觉得勺子是弯的。但是，我知道，事实上勺子是直的。至于说你看到勺子是弯的，这只是个错觉。我可以把勺子拿出来看看，就可以验证，它是直的。
       我们之所以要区分，什么是错觉，什么是真实的，是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的行动中，应该依靠真实的东西，而不是依靠错觉。否则，我们的行动就会遭到失败。
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很容易区分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幻的。比如，我们把勺子从杯子里拿出来看看，就可以判断，它到底是不是直的。但是，还有更为复杂的情况，这时，区分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就不那么容易。比如，在16世纪，哥白尼等人提出并尝试证明一个论断——地球绕着太阳转。从感觉上说，我们都认为，太阳在天空中运动。但事实上，并不是太阳在天空中运动，而是地球在绕着太阳运动。就是说，我们感觉是一个东西，事实上是另外一个东西。哥白尼及其追随者们提出的论断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而是成问题的。而且，当时人们不接受“地球绕着太阳转”这个论断，认为这是哥白尼等人杜撰出来的。因为我们都能看见，太阳在天空中运动，怎么能怀疑我们看见的东西呢？怎么能够杜撰出这样一些违反常理的东西呢？因此，在这里，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错觉，就不那么简单了。
       就在那个时代，伽利略借助于望远镜观察行星。他发现木星有卫星，这些卫星环绕着木星转。用肉眼看不见这些卫星，但是，伽利略借助于望远镜发现了它们。当他宣布自己的观察结果时，有人提出质疑：望远镜所提供的图景就一定是事实吗？因为很有可能，望远镜会歪曲真实的情况。因此，围绕这个问题产生一场很大的争论。也是在这个时候，物理学里获得一个结论，我们看到的颜色，比如红色、蓝色、绿色等等，这是光线对我们眼睛发生作用的结果，光线由一定的波构成，这些波是没有颜色的，这里既没有红色，也没有蓝色和绿色。我们所看到带有各种颜色的物体，这都是错觉。什么是现实，什么是错觉，区分它们的标准是什么？把一个东西与另外一个东西区别开的那个逻辑的、理性的标准是什么？哲学家们一直试图在一般意义上解决这个问题，找到区分错觉与现实的标准。其实，这个问题今天依然存在，比一千年以前更加尖锐。因此，这个问题没有消失，也不可能消失，因为它是个永恒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问题不仅仅在于世界是怎么样的，还在于人能不能认识这个世界，能不能获得关于世界的正确知识，知道事实上存在的东西。这也是个古老的问题，在两千多年前就在讨论，后来一直讨论，现在，它变得更加尖锐了。随着今天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研究认识过程的科学，比如认知科学，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变得越来越尖锐。
       那么，人到底能不能知道所有存在的东西？人的认识是否是有限的？怎么去判断：我对某件事情是知道的，或者只是我觉得我知道。我们都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几月几号，等等。这是不用怀疑的。我们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如果对某个物体施加一定的力，那么这个物体就会获得一定的加速度。这都是我们的知识，对这样的知识，我们是不怀疑的。
什么是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说我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说，我不知道？古代哲学家柏拉图是哲学的创建者之一，他举了一个例子。有这样一个情况，一个旅行者走在路上，他要去某个城市。他走到一个地方，路分叉了。他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走，走哪一条路才能到达想要去的地方。他站在那里犹豫着。这时，有个人从林子里出现了。旅行者就问这个人：我应该走哪一条路才能到达我要去的那个城市。从林子里出来的那个人告诉他，你走左边这条路，就可以到达你要去的地方。这个旅行者就走左边这条路，结果真的到达了目的地。现在提一个问题：从林子里走出来的这个人知不知道左边这条路是否真的能够通向旅行者要去的城市？原来，这个从林子里出来的人并不知道左边这条路能否通向旅行者要去的城市，他只不过是随便指了一下，结果他真的对了，旅行者真的到达了要去的城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旅行者很可能走错路，因为指路的人很可能犯错误。
       通过这个例子，柏拉图作出结论说，如果一个人知道什么，那么他总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你为什么这样认为？比如，旅行者问这个从林子里出来的人，为什么这条路可以把我引向我要去的地方？如果这个从林子里出来的人说，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实际上可能如此，也可能不如此。那么，这就表明，他并不知道。但是，旅行者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他相信了从林子里出来的人。
       在哲学上早就有这样一个通行的意见，如果一个人知道什么，拥有一定的知识，那么他就应该能够论证自己的知识，为自己的论断提供依据，可以回答下面的问题：你为什么这样认为？如果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只能说，他相信，而不是知道。从林子里出来的那个人，他不知道左边的那条路能否把旅行者引向目的地，他只是相信这样。
       知道是知识，相信不是知识，而是信仰。知识与信仰是不同的东西。我知道自己某个时刻在某个具体的地方，因为我总可以找到证据表明我在这个地方。如果有人断定，他自己知道几何学中的某个定理。如果要求让他对这个定理进行证明，但他却无法对其作出证明，那么只能说，他根本不知道，只是听到，并且相信了这个定理而已。这是不同的东西。哪怕我们的论断的确是真理，即它符合事实，那么，论断的真理性也不能保证它就是知识。要使我们的论断成为知识，成为我们自己的知识，我们应该能够证明它，为它找到证据，即回答我们为什么知道。哲学家认为，我们的行为和行动应该以知识为基础，而不能依靠推断、信仰。因为知识是经过论证的，它一定符合事实。但是，信仰可能符合事实，也可能不符合事实。所以，哲学家认为，应该依靠符合事实的知识而行动。知识及其论证的问题，也讨论了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至今依然还在讨论。知识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也是如此，它在今天比在柏拉图那里更加尖锐。柏拉图曾经认为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还有一个早就在探讨的问题，现在也变得更加尖锐了，这就是意志自由问题。我们看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比如你走在大街上，偶然碰到一个东西，滑倒了，结果把一个路人给撞了。你向这个人道个歉，说不是故意的，你并不想撞他。他理解了，于是就原谅了你。另外一个情况，你走在路上，故意撞击周围的人。周围的人会愤怒地指责你怎么能这样呢？那么，这两个情况的差别在哪里呢？在第一种情况下，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外在力量对你的作用，这是外在的原因发挥了作用。在第二种情况下，是你自己故意这样做的。所以，在第一种情况下，你对所发生的后果可以不负责，在第二种情况下，你是有责任的，因为你是故意这样做的。这就是著名的自由意志问题。就是说，你是否是自由地做出行为的，这个行为是由外部原因决定的，还是按照你自己的意志发出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你就要对行为的结果负责。随着认知科学里获得的一系列事实和成果，意志自由问题重新被提出来，而且变得更加尖锐。
       “什么是哲学？”对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哲学的基本问题都与人和世界的相互关系问题有关。世界的结构如何？哪些东西是实在的，哪些东西是虚幻的？人的结构如何？他的自由意志在哪里？他的意识在哪里？关于世界，他能够拥有什么样的知识？还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就不去罗列了。一般而言，就一般的形式而言，这些问题始终是一样的，人们过去讨论它们，现在依然在讨论它们。这是我对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的回答的第一个部分，还有另外一部分答案，下面再展开。
       这里提到的这些问题，在哲学里从来没有消失过，无论人身上发生了什么，无论科学里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无论技术如何发展，一切都在改变，在不同的文化里，在地球上的不同地方，哲学是按照不同的方式发展的，这与各地人们生活的传统和特点有关。然而，哲学的所有基本问题都是一样的，始终是一样的。只要人存在，这些问题就存在。
       经常有人怀疑哲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们的证据是：各门自然科学是按照这样的途径发展的，首先提出问题，然后解决它，继续提出下一个问题，再解决前进。但是，哲学家们始终在讨论和解决同样一些问题，两千年里没有提出新问题，这太不严肃了。对这个指责，我的答复是：的确是这样的，哲学家们在讨论同样的一些问题，因为它们是永恒的问题，它们涉及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只要人和世界存在，只要人面对世界，那么这些关系就存在。只有当人不再存在时，这些问题才能消失。只要这些关系存在，这些哲学问题就会产生。就自己的实质而言，人与世界的关系是悖论式的、矛盾的。无论谁来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都无法回避这个悖论，哪怕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家们最终也得走向哲学问题。
       今天一些研究认知科学的人认为，可以通过信息处理的手段，研究人的大脑功能，最终可以解决原来哲学家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得出令人惊讶的结论。人存在于世界之中，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人有大脑。作为人身体的一个部分的大脑也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但是，大脑通过从世界里获得的信息，构造世界的图景。我们对世界的知识，就是大脑构造的那个图景。于是，大脑在世界里，但世界（以图景的方式）又在大脑里。其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甚至不是哲学家，而是进行哲学思考的科学家（当然不是以最好的方式进行哲学思考），他们断定：世界就是我们大脑构造的。简单地研究自然界，这是一码事，但当问题涉及理解人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时，就会出现这样一些问题，没有哲学，根本无法解决它们。
       这是我对“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的答案的一个方面，就是说，永恒的哲学问题始终存在，从未消失。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的另外一个方面是这样的。针对这些永恒的问题，可以在一定的范围里考察它们。如同一个空间，可以在其中摆放图片或照片。空间框架是不变的，但其中的内容是可以改变的，图片或照片摆放的方式可以是不同的。这些永恒的哲学问题就是这样，它们是不变的，但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里，这些问题的内容是不同的。
       我在这里谈的是世界，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理解世界，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里，对世界的理解是不同的。随着科学知识的发展，对世界的理解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在古希腊哲学里，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运动，任何物体都是由四种不同的原因决定的。世界就是这样构造的，在其中有四种不同类型的原因在发挥作用。但是，在近代，随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基础科学的发展，欧洲哲学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这里只有一种原因，即作用因，其他类型的原因是不存在的。任何运动，任何物体，只要确定了这个原因，就可以搞清楚该物体的运动，进而知道它的状况。而且，没有原因的现象是不存在的。如果发生了某个现象，即使你不知道该现象发生的原因，也不意味着该现象是没有原因的。你应该找到这个原因，只要你愿意寻找，肯定能找到这个原因。每个事件都有自己的原因。但是，在20世纪，在科学里流行另外一种观念。在有些情况下，谈论个别事件的原因是无意义的。可以谈论一批事件的原因，这里涉及原因的可能性。就是说，有时候无法找到每个现象的原因，甚至谈论这样的原因都是无意义的。
世界里的同样一些事情，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对它们进行考察，在不同历史时代，哲学家们以不同的方式讨论它们。当科学出现之后，哲学家们也在考虑科学的发展。比如，世界是如何建立的，问题是一个，但是每一次对它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这依赖于我们关于世界知道什么，我们关于世界的观念如何，我们关于世界结构的观念如何。而且，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能不考虑科学发展所取得的成果。
       必然性和偶然性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也是如此。有一段时间，在哲学和科学里普遍认为，某现象如果是偶然的，那么这只是看上去如此，是错觉。事实上，从来也没有纯粹的偶然性，任何现象必然都是由某种东西决定的。现代科学则认为，有一种类型的偶然性，它不可能仅仅归结为必然性的范畴。
       现在我们来讨论什么是实在，什么是幻想。这也是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前面已经提到过。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这个问题在今天重新获得讨论。这里出现很多新的现象，以前是根本没有过的现象。以前人们依靠个人经验、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什么是实在的，什么是虚幻的。如果有什么东西，让我判断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比如一个小勺放在水杯里，我觉得它弯曲了。要验证我的判断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只要我把小勺拿出来，就会发现我错了。因此，我很容易就把真实与虚假区分开。但是，今天我们已经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什么东西在事实上存在，即什么是实在，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现代信息和交往手段形成的。我们知道某个事件发生了，因为我们在报纸上读到了，在电视上看到了，或者是在网络上了解到的。于是，我们就说，某个事件发生了。然而，这也为虚假报道、欺骗提供了可能，制造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事件。比如，你在电视上看到，在某个城市里，有一些人走上街头游行。你就会说，是的，我在电视上看到了，的确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某时、某地。但是，很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电视给个画面后，就报道说，游行队伍有上千人。然而，实际上很可能只有20多个人走在大街上，而不是上千人。但是，你无法检验，因为你受控于为你提供的信息，这样，你个人无法把看到的东西与事实区分开。
       这就是所谓的信息社会。的确，这里有巨大的新的可能性，借助于网络媒体，影视媒体等手段，你可以获得来自任何地方的信息，你可以了解很多东西，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对人类发展而言，这是很有好处的。但与此同时，这也为虚假报道和欺骗提供了巨大可能性，如果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感觉到有这个需要的话。当然，通过这种方式（虚拟方式）学习开车、开飞机的人总是能够把真和假的东西区别开，因为在屏幕上显示的画面与现实中的实际情况是不同的。但是，我们知道，技术在发展，可以发展到这样的地步，那时候，很难再把两者区别开，这在原则上是完全有可能的。那时，就会出现被人们当作实在发生的，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事情。
美国哲学家们目前讨论这样一个他们非常喜欢的例子，这是个想象出来的例子，但它与我们越来越多地陷入其中的那种生活还是有联系的。试想一下，一个人去世了，他的大脑被取出来，然后把他的大脑放在一个专门特制的盒子里，接通各种电源。大脑里储存了这个人一生中所积累的全部信息，比如关于他自己，关于周围的人和事等等方面的信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对大脑神经末梢进行作用，于是这个人（大脑）会觉得，他还活着。当然，做这个实验的人，是心术不正的学者。学者对这个人大脑的作用在其身上引起一种感觉，似乎他还活着，甚至还有活动，在他身上发生着一些事情，但是，实际上他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他所感觉到的东西，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但是，他自己无法在这里作出区分。这是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当今技术化的世界里，在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人可以发明这样的技术，信息和交往手段，借助于它们可以制造新的现实（实在）。我们不仅仅生活在以前就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世界里，我们还生活在自己制造的世界里。这个新世界与以前的世界不同，这是个完全新的世界。然而，哲学问题依然还是以前的那些，无论如何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加尖锐了。
       前面提到了知识的问题。柏拉图就讨论过知识与信仰的问题。知识是能够获得论证的。在这里，可以回答，你为什么这样认为。在信仰领域里，无法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因为只是你觉得如此，可能有一些依据，但是很不充分，很不严肃。知识必然是真理，你可以对其进行论证。信仰的对象有时候可能是真的，比如说，你信某个东西，很可能它的确是真的，但无法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即它是假的。这里缺乏确实性、可靠性，没有把握。这一点是比较清楚的。但当涉及现代情况时，问题就比以前更加复杂和混乱了。如何论证你的论断，即论证你知道点什么东西？你可以说，我看见了。如果有人怀疑，就让他自己去看吧。或者，可以从我所看见的事情里做出结论，比如我看看窗外，看到屋顶上是潮湿的，于是我断定，刚刚下过雨。我完全依靠自己的经验和理性就可以作出这个判断。如果一个学者打算建立自己的理论，比如关于世界是如何构造的理论，他依靠科学实验，借助于这些实验，他可以获得一些事实。他对这些事实进行思考、概括，在此基础上作出一些结论，比如关于这些事实之间的关系的论断，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如果他从自己的同事那里获得某个事实，那么他可以对同事的事实进行检验，这也很容易。因为他自己可以亲自重新做实验，检验同事所提供的事实。因此，在这里，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理性，依靠自己的感觉器官，对自己的知识进行验证，把知识与信仰区别开。
       现在我们看看现代科学，有时候也称为大科学，这是由大批科学家来研究的，甚至成百上千的专家来做的。在他们之间存在着劳动分工，一些人专门做实验，另外一些人从事理论工作。每个专家或每组专家发表自己的成果，比如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其他专家可以利用这些文章，用于自己的研究。在这里，作为科学家，我无法亲自验证从其他专家那里获得的材料和成果。因为假如我开始对所有这些成果进行验证和检验的话，那么我就无法从事自己的工作，没有时间了，时间都花费在验证和检验别人的结论上去了。怎么办呢？只好相信其他人所获得的这些成果。如果另外这个人是个严肃的学者，我就应该相信他，因为我无法不断地检验他的成果，只好把它们当作信仰的对象，因此我应该相信他。假如我不相信他的话，那么我就无法知道任何东西。在这里，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的。
        以前有一些伟大的哲学家在谈到认识和科学时说，科学不承认任何权威，只承认理性和感觉器官的权威。但是，今天的科学家可以不依赖权威吗？不可以。如果一个学者是权威学者，那么你就应该相信他，他必然会说真的东西，不会乱说。这就是现代科学活动的基础。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否则的话，今天的科学研究是不可能的。
尽管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但有时候也可能不管用，或者不会导致所需要的结果。这个方针有时候甚至被滥用，用于不正当目的。几年前，两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英国科学家打算开个玩笑。他俩合作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所写的内容完全是无稽之谈。他们把这篇文章投到英国一个流行的科普杂志，编辑读完文章发现，这篇文章的内容是无稽之谈，怎么能这样写文章呢？但是，编辑部的其他人说，作者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不能在自己的文章里胡说八道，是我们不理解而已。结果，这篇文章发表了。后来，文章作者给编辑部去信承认，他们只想开个玩笑。
       这是现代生活中的一个例子。在科学里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受人尊敬的科学家，甚至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也许是因为他病了，也许是其他原因，总之他可能会写一些无稽之谈。尽管他享有权威，如果他不断地胡说八道，那么人们逐渐地就会明白过来，不再相信他。所以，在科学里有一些机制或规则，借助于它们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在哪些情况下可以相信哪些人，把哪些人当作权威，在哪些情况下不能这样做。所以，如果有人滥用自己的权威，那么以后就不会有人再相信他，他就会丧失自己的权威。
但是，在我们生活的其他领域，相信谁，不相信谁，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比较复杂。这是个哲学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相信某些人是必要的，如果你谁都不相信，那么就无法做任何事情。问题是相信的标准是什么，谁值得相信，谁不值得相信。在大众传媒领域里，可能会有很多虚假信息，那么，哪些信息可以相信，哪些信息不能相信，这个问题在这里变得极其复杂。
       如果以前哲学认为知识是一个东西，信仰是另外一个东西，那么，在今天就无法这样清楚严格地把它们区分开了。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我相信什么，如果我的信仰不是极端疯狂的和无意义的，那么它也是有一定依据的，这不是知识，但毕竟有一定的依据和基础。比如，我相信，一周后，天气会变好。你会问我为什么相信这一点。我回答说：我是从天气预报里知道的。但是，天气预报可能有误差，可能是错的。因此，我不能说，我准确地知道这个结果，我只是相信这个预报结果。我相信一周后是好天气，但是我也有一定的依据，而不仅仅是相信。这就是所谓的理性的信仰，合理性的信仰。这样的信仰不是知识，但有一定的依据和基础。当然，也有疯狂的、极端的信仰。比如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爬到窗台上，说我现在挥动手臂就可以飞，于是就头朝下飞下去了。这就是一种疯狂的信仰。我相信一周后会有好天气，这是理性的信仰，合理的信仰。我这样相信，是因为毕竟知道点东西。然而，在今天，情况不同了。通常说我知道，因为我相信。比如，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哲学家的报告，题目是“我知道，因为我相信一个值得相信的人”。这又是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古老永恒的哲学问题在今天可能会变得非常现代，尽管不像几百年前那样讨论，但问题本身没有发生变化。因此，这既是古老的永恒问题，也是现代的新问题。
一方面，哲学似乎总是探讨同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些问题每次都会获得具体化，获得特殊的形式，这依赖于问题是在什么处境下讨论的。
       我们讨论古老的哲学问题如何变为现实。前面我们讨论了意志自由问题。这个问题也出现在新的形式里，新的背景下。在我自己的决定里，我是否是自由的，我是否可以自由地采取自己的决定？看上去，这是个非常显而易见的事实。我是自由的，比如我决定举手，于是我就举手了。在这里，我们不去涉及更为复杂的情况。但是，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几百年。有这样的意见，认为人有意志自由，自己决定做什么，并为此负责。另外一些人反对这个意见，认为人的任何行为都由某种原因决定，如果不是外在的原因，那么也是内在的原因，比如在他的大脑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等等。在这里，我打算探讨一个今天广泛争论的话题，这个争论是由认知科学研究领域里所获得的一些新成果导致的。
       大约在三十年前，一批从事研究人的认识问题的各领域专家和学者决定联合自己的力量，成立一个统一的学科，或者是一个运动，一个跨学科的运动，他们称之为认知科学。这些专家来自心理学领域、认知语言学领域、神经科学领域（研究人的大脑神经过程的科学），还有人工智能领域。在今天，这是个强大的运动，已经存在了三十年，获得了发展，出版成百上千种杂志，几百种著作，经常举办学术会议和研讨会，这个运动已经推广到全世界。哲学家也参与到这个运动中来，因为这里出现了大量的哲学问题，我在这里指出最近一些年里非常积极地在谈论的一个问题，即自由意志。
       几年前，有位科学家做了个实验。比如说，我想举手，我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愿望，于是我举起手。我的愿望是个心理过程，它作用于物理过程。在大脑里发生一个过程，发出指令，手就举起来了。我的意识决定我的身体，身体服从我的意识的指令。我决定举手，手就举起来了。我们都看到这个现象了。举手的这个人也意识到这一点。做实验的这个科学家似乎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他把一个仪器与大脑连在一起，与负责举手的那块肌肉连在一起。这位科学家发现，在人产生举手的愿望之前，即在有意识的愿望产生之前，在大脑里已经发生一个过程，它在准备这个举手的愿望。就是说，人的意识迟于大脑里所发生的过程。当然，这个实验还需要检验，因为实验结果需要一定的检验。假如说，这个实验是正确的，那么，就不存在任何自由意志了。我想举手，这个愿望迟于另外一个机制，它已经开始了。只是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个愿望，即有意识的愿望。就是说，不是我决定我的身体如何活动，而是身体，在身体内部发生的过程决定我应该去意识什么，愿望什么。
       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说我同意这个实验的结果和解释。我认为，存在着意志的自由。这个实验可以按照另外的方式来理解。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想要展示，由于现代科学领域里所获得的新材料，这个古老的永恒的哲学问题现在又在讨论。
       在这里，我还想指出现代认识发展中的一个特点。科学早就产生和发展了，但是不久前，科学始终研究人之外的自然界，包括有生命的自然界和无生命的自然界，研究其中运动的物体，行星的运行，提出一些有关宇宙产生的假说，后来又研究生命，研究它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研究各类物种的出现，建立了生物进化论，在这方面，科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随着数学的发展，数学模型建立，从数学角度来解释这些现象。但是，现在，最近几十年，科学发展经历一个新的阶段，在哲学的发展中也出现了新的阶段，出现这样一些问题，它们以前没有获得这种新形式下的研究。如果以前科学只研究自然界，那么现代科学越来越多地关注人，开始研究人自身。这里说的是人的遗传系统，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活动，心理活动等。于是，研究人的这些科学也面临着关于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以前科学家们不讨论这些哲学问题，但哲学家们始终都在讨论它们。现在，它们已经成为专门科学领域的专家们研究和讨论的对象了。
        我说过，哲学家们一直在研究意识问题，什么是意识，以及世界与人的意识的关系，意识应该具有的特殊质的问题。我可以在世界上活动，面对这个世界，很有可能，我对它没有意识，或者没有关于它的彻底的、清楚的意识。意识是个非常复杂的现象。比如说，我每天去学校，走的是同一个路线，沿着同样几条街道。当我去学校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的目的。但是，我对周围的事物可能认识得非常不好，比如，周围的楼房等，我每天从它们旁边经过，但我几乎没有发现它们，它们似乎从我的意识里溜掉了。因此，意识是人的一种特殊的质。
       有一个哲学家，他认为意识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把人与所有其他事物区别开来。他举例说，前面有张桌子，我看到它。但是，这张桌子事实上很可能不存在。至于我看到了它，也许这只是我的错觉，也许是个什么神奇的东西或是魔法师对我产生作用的结果。就像刚才我们的例子中对人的大脑进行实验的那个恶毒的科学家，他对那个大脑进行作用，于是在大脑里产生一些错觉，出现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或者我是在做梦，梦见我站在一张桌子前面，而事实上我是在睡觉，仅此而已。所以，你可以对这张桌子是否存在进行怀疑。但是，你不能怀疑，你现在正在怀疑。我可以意识到，我在怀疑。这就是笛卡尔的问题。在他之后，还有很多人探讨过这个问题，有哲学家，有心理学家。
当认知科学研究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些研究，很多研究者提出一个任务，要理解认识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借助于科学手段理解，什么是意识。目前，什么是意识，这个问题是哲学和认知科学里最积极探讨的问题之一。这也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以前认为，借助于认知科学，可以理解什么是意识，比如在20年前就是如此，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得出结论说，理解什么是意识，这是不可能的。关于意识，这是个事实，意识是存在的，没有人否定这个事实。因为我们都在对事物进行意识，但是，意识是如何发生的，它为什么与认知机制有关系，这是无法理解的。
        在这里，围绕着什么是意识的问题，有两个主要的立场。一个立场认为，意识就是幻想，就像自由意志是幻想一样。事实上只有这样一些过程，可以借助于电脑，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对它们进行描述，仅此而已，不再有其他的东西了，比如意识之类。另外一些人认为，意识是存在的，这是特殊的事实，特殊的实在，用任何方法都无法理解这种实在，它只能自己意识自己。他们认为，为了理解人的意识是如何产生的，就需要假定，在自然界里存在着意识，或者存在着类似于意识的东西，而且，在人之前它就存在了。这种看法就是哲学里早就存在的“物活论（гилозоизм）”观念，曾经是个非常流行的观念，认为自然界是有灵魂的。那时，人们的确认为，万物都是活的，后来这个观念被抛弃了，被认为是古代的神话遗产，古代遗迹，甚至谈论这样的东西都是不体面的。然而，现在又开始讨论这样的问题了。
        总之，哲学问题在数量上并没有减少，而是在增加，它们越来越多。这些问题关涉到对宇宙、世界和自然界的理解问题。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数学里也有很多哲学问题。从20世纪初开始，这些哲学问题就获得了积极的讨论。上述科学领域里的专家们和哲学家们一起探讨它们，比如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对这些哲学问题也感兴趣。
最近二三十年，哲学领域讨论的最突出的问题都与人有关，即什么是人，什么是意识，什么是我，什么是意志自由，等等。这些问题不仅仅涉及专门知识领域里的专家，而且关系到很多人。因为我们是谁，我是谁，什么是意识，这些问题涉及每个人。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情况，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不仅仅在制定世界图景，或者提供关于人的知识，而且还要提供一些具有实践性质的建议。现在的科学关联到一定的技术，技术要对现实进行改变，这里的现实包括人自身。比如研究大脑的科学，研究心理过程的科学，研究认识的科学，可以提供，而且的确在提供对人产生一定作用的方法，以便改变人，改变他的大脑、意识和心理，制造另外一个人，在他们看来，这是更加完善的人。
       实际上，在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基础上，完全可以这样做，关键是有没有界限和限度。这些界限是由两个情况来决定。一个情况是，我们能够改变什么，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能改变的。就是说，我们要改变的对象可以允许哪些改变，不允许哪些改变。第二个情况是，如果对象允许某种改变，那么这种改变是否需要，比如说从道德角度看是否需要。所以，有些时候改变是可以做到的，但却是不需要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问题，这里不做展开，因为在下一章里我们会专门地详细讨论它。这个问题涉及人的本质问题，在人身上什么东西是可以改变的，什么东西是不能改变的，这里有个限度，即不能让他不再是人，不能让他变成另外某种东西。
        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哲学总是在研究同样的一些古老问题。与此同时，这些问题每一次都是按照新的方式提出和讨论。它们构成一个一般的框架，类似于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可以摆放不同的图片、图形和内容。所以，哲学与任何其他一门学科都不相像。每门具体科学只研究属于自己领域的狭小的一组问题，解决了一些问题后，又出现另外一些新问题。哲学则不断地返回到同样的问题上去，但每次都考虑到人类积累下来的经验，包括在科学、文化和人自身等领域里积累下来的经验。尽管人与世界的关系方面的问题始终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人关于这个世界的观念也会发生变化，科学在发展，知识在发展，人自身也在改变，他关于自己的观念也会发生变化，所以，这些古老的问题始终存在，但是每次都按照新的方式产生。
       在此，我还想指出一个主题，哲学始终都与之有关，今天也是如此。我说过，随着科学认识的发展，随着科学的发展，哲学里有很多观念都发生了变化，比如关于世界的观念，关于知识的观念，关于人的观念，等等。但是，科学在研究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与普通人居住于其中的那个世界是很遥远的。比如数学，作为第一个数学学科的几何学研究三角形、圆形、线、点等，但是，人并不生活在点、线和圆的世界里。原子物理学研究原子、电子、中子等基本粒子，但是人并不生活在基本粒子的世界里，他生活在包围着他的那个普通的世界里。人生活在世界里，这里有树木、岩石、空气、水、房屋、其他人等，这才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而不是原子和电子的世界，后者离人是很遥远的。
最有趣的是，当人们建立了这些理论的时候，他们明白，这些科学理论的对象与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但不同，而且是矛盾的。比如数学里有点，点没有部分和尺寸，直线只有长度而没有宽度。那么，我们在生活中能看到没有尺寸的点和没有宽度的线吗？在我们的现实经验里，这些东西都是不存在的。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里，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物理学里有原子，但是在我们的经验里，也没有给定这样的东西，这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到的东西。物理学里假定的这些东西似乎是在我们的经验之外。17世纪，当古典科学产生的时候，它的一个公设就是，如果不对一个物体施加任何外力，那么，该物体或者静止，或者永远是作匀速直线运动。但是，你在生活中，看到过类似的现象了吗？在日常经验里，如果一个物体不受任何外力，那么它就会是静止的。因此，我们知道，不对物体施加外力，它就会静止，不可能运动，更不会永恒地匀速直线运动，在经验里不可能有这样的现象。
        哲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在人生活于其中的普通世界与科学向我们所描绘的那个非一般的世界之间架起桥梁。两个世界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哲学家提供自己的解决方案。如果找不到这样的桥梁，那么人就会分裂，成为病态的人，得精神分裂症。哲学家们始终在解决这个问题。当今的哲学也在解决这样的问题，即如何协调科学技术所制造的那个世界与至今人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普通的世界。因为科学和技术所制造的世界对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构成了威胁，这不但涉及对科学感兴趣的人，而且也涉及到仅仅生活在普通世界里的人。因为这个新的世界，技术化的世界已经入侵到普通世界里。
       所以我认为，现代哲学的任务之一就是为人类的生存创造条件，使人去掌握这个新世界，让人们知道，应该如何对待这个由现代科学和技术所提供的新世界，应该接受什么，拒绝什么，什么东西是可以改变和需要改变的，什么东西是需要保留的，以便人依然是人。这是极其重要的问题，是人自己的命运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在今天的作用远比以前所发挥的作用大。
       现在，我们返回到哲学基本问题上来。根据我的理解，哲学解决的最主要问题是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恩格斯曾经说过，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这两个论断之间，并不存在矛盾。恩格斯提出的这个论点是很重要的。他把哲学的基本问题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关于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意识产生了物质还是物质产生了意识。第二个部分是意识能否认识外部世界。恩格斯认为，唯物主义者对这两个问题都给出了确定的答案，即物质过程在先，它们是第一性的，然后产生了意识。问题的第二个部分是关于意识能否准确地认识外部世界。恩格斯的回答是肯定的。唯物主义者认为，意识可以认识外部世界，外部世界是可认识的。这就是恩格斯的观点。但是，我们的观点不但不是对恩格斯论点的否定，而且还是对它的扩展。恩格斯主要是在起源的意义上提出问题，什么从什么里产生，是意识产生于存在，产生于物质，还是物质产生于意识，再加上一个问题就是世界是不是可以被认识的。就哲学基本问题而言，恩格斯只区分出问题的这两个方面。我对这个论点的重要补充就在于，意识不仅仅能够认识外部世界，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恩格斯的观点。意识也不仅仅产生于物质的历史发展过程。除此之外，借助于意识，人可以作用于外部世界，并改变这个世界，这是个相反的过程，拥有意识的人可以改变外部世界，人不仅仅存在于这个世界里。
        为了使得意识能够从物质里产生，首先物质应该产生有生命的自然界，以便产生人，产生有大脑的人。没有人，没有大脑，当然就不可能有意识。意识就是这个发展过程的结果。与此同时，意识不是简单地能够从大脑自身中产生的，还需要人的活动，人在世界中的活动。人作用于外部世界，改变这个世界。如果不考虑人的活动，就无法理解意识的产生。人的活动需要有人的身体的参与，因此，这是个整体的人。不能把人的意识与人分开。只是考虑到意识与世界的关系，就显得比较狭窄了。因此，我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理解问题。恩格斯的论点是正确的，但应该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去理解。
       在苏联时期，有个非常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鲁宾施坦（Рубинштейн С.Л.,1889—1960）。他有两本书，一本书是五十年前出版的，书名是《存在与意识》（1957年），另外一本书很晚才出版，已经是在他去世之后了，大致是在1985年才完整地出版，书名是《人与世界》。在后一本书中他承认，在前一本书里他表述得不够清楚，试图把意识仅仅与存在进行对照。但是，为了理解意识是如何与存在相关的，还需要人，要通过人来理解，人是存在的部分，同时也是意识的载体。因此，必须讨论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这也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意识问题的确很值得认真研究。在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里有一个专门研究意识的中心，经常举办研讨会。我们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生理学家们，以及人工智能方面的专家们一起讨论意识问题。这类问题目前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我认为，这是整个现代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总之，哲学是非常古老的学科，它比其他任何一门学科都古老，但它也是一门经常更新的学科，因此，它同时也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经常面临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这种新形式上以前未曾获得讨论。
     ［作者简介］列克托尔斯基（Лекторский В.А.,1932-），男，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国际哲学研究院（法国，巴黎）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研究员，俄罗斯最重要哲学杂志《哲学问题》主编，从事科学哲学、认识论和文化哲学研究。
     ［译者简介］张百春（1965-），男，黑龙江依安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俄罗斯国家奖章普希金奖章获得者，从事俄罗斯哲学和东正教研究。